本期故事的讲述者之一是新公民计划返乡追踪项目主管何冉。本文由「故事 FM」授权转载,「故事 FM」是一档由大象公会出品,亲历者自述真实故事的声音节目。每周一、三、五在微信公众号(ID:story_fm)及各大音频平台同步播出。

根据官方调查数据,截止至 2015 年底,全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量达到 1.03 亿人[1] 。除了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外,还有一群孩子的生活也因为父母的迁徙而改变着。
「是我妈,六年级的时候,她和我说要回老家上初中,然后考高中,考大学。」
今年 8 月,我见到了一位「流动儿童」,他叫孙俊峰,出生在北京,今年 14 岁。
因为学籍的问题,去年从五环外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毕业以后,他离开了小伙伴和爸妈,独自一人回到从未居住过的「老家」读初中。
像俊峰这样,跟随打工的父母在户籍地以外生活的孩子,我们称他们为「流动儿童」。
新公民计划[2] 的项目负责人何冉告诉我,全国的流动儿童大约有 3426 万。
这些年我们服务了特别多的流动儿童,也实地去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见到了这些孩子。
很多孩子见到我,说「老师,我毕业后要回老家上学了。」
每次他们和我说这个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他们没有学籍,无法在北京上初中、中考,回家乡好像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但后来我很惊讶地看到数据,其中的很多人,在回到老家的一两年内,就不读书了,甚至辍学了。
对这个群体的描述也是,相比留守儿童,他们更孤僻,在同伴关系上表现得更差。
仅看到数字是没办法让我们想象的,我很想弄明白,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有一点好,就是他们是和父母在一起的。
他们的父母可能住在城中村,或者五环周边房租比较便宜的地方。孩子会送去专门为这些群体所存在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一学期收费 3000 到 5000元。
北京要城市升级,希望人口稳定在一个比较适宜的数字,而教育可以「帮助」它筛掉一波人。
这些父母很多都是不识字的,可能就不是它想留住的那群人。
我接触到的很多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小孩在「贵族学校」就读,一年学费几十万。他们和这些孩子明显不一样。不论男女,穿着都很整洁,也非常有礼貌,一看就见过世面,像「不动声色的大人」。
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刘海很厚,遇见陌生人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低下头,让前额的刘海挡住自己有些不安的眼神。
采访前,我带俊峰吃了一顿工作餐。十三四岁应该是男孩食欲最旺盛、最长身体的时候,可是俊峰自己打的餐盘上,每份菜都是少少的一点儿。我鼓励他再去多拿一些,俊峰每次都摇摇头。
「我妈以前在比格披萨工作,最近她换工作了,但她没告诉我。我爸一开始好像在绿化工作,后来不干了,就去麦当劳送餐。我还有个哥哥,在驻马店工作。」
「差不多。我妈对我很好,很少说我,我爸特别凶,有时候还打我。」
2017 年,我同事去房山走访的时候,还有老师拿 2000 元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他不是为教育献身的话,这点工资在北京很难生存。
这样的薪资也很难吸引到好的老师,所以师资很平庸,有的甚至是从农村的学校回流到城市的老师。
硬件方面也远远赶不上公立学校,甚至连农村的都比不上。所以他们只能在人员上进行缩减。甚至现在,在北京还会出现「包班制」的老师,一个老师包下一个班所有的课,从早到晚都是他一个人上。
「最喜欢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画出来,然后我们照着画。」
如果你住在北京,大人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不管是自然博物馆、科技馆,还是名胜古迹,应该都去遍了。
但他们没有。他们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围绕着家和学校。最多就是去过鸟巢,极少部分人去过长城。
他们很多人在北京生,北京长,却连地铁都不敢坐。因为父母没时间陪他们,也不可能自己出来玩。
你说他们生活在北京,也只是生活在北京的学校和家周围,对北京以外的世界是很陌生的。
「我哥有次从老家回北京,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好像是一条艺术街,我忘了。」
想要继续升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只能回乡。但他们往往是要回到劳务输出大省,像河北、安徽、山东、河南,同时也是高考大省。
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根本没法儿和这些地方的孩子们拼。
我现在追踪的好几个孩子的姐姐就是留在北京,成绩都挺好的。毕业后,因为没有北京的学籍,没有办法参加考试,也上不了北京的中专。
所以大部分人去了北大青鸟学电脑。学费极贵,一年据说要一万七,只教两年。毕业之后,可能还未成年,先不说能力上的问题,想在北京当程序员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前两天还见到一个孩子的姐姐,她就是北大青鸟毕业的,花了好几万块,证书也拿到了,去公司应聘,人家说你才 17 岁。
所有的一切看似是有出路的,但都堵死了。试了一圈之后,还是回到原点。
从大城市回到乡镇的「流动儿童」,立刻变成了「留守儿童」,方言、气候、生活习惯的不同,让他们陷入另一种困境;成绩下滑、体罚,甚至辍学,对他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我这一年来,一直用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和这些孩子保持着联系。
返乡回去的前一个月,他们整天在我们 QQ 群里刷屏,「居然发了 30 本练习册,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作业这么多。」
以前在北京,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不参加北京的统考,没有一套系统的标准来评判这些孩子的成绩好不好。回到老家以后,和那些千军万马的孩子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见识的东西自然不一样。
作业写不完,上课跟不上,连体育课的 800 米都跑不下来,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一开始家长没有用很好的方式来教导我,让我养成了不爱学习的习惯。同学都是早早把作业写完了,我还在打游戏,一直拖到很晚才写。有的时候没办法了,就赶紧拿手机搜一搜答案,然后一直玩游戏。」
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儿童权利日的活动,问这些孩子,「老师以为你好为理由,打你,算不算暴力?」
回老家以后,这些孩子百分之百,如果按照北京的标准,全部都被老师「暴力过。」
比方说数学这次考试 80 分为优秀,没到 80 分的,差一分打一板子。甚至还会叫学生自己扇自己耳光。
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明白尊严是什么了,他们肯定特别不理解。但后来发现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也扇自己,大家都很习以为常,他们也慢慢就习惯了。
「班上不准说话,谁说话要记名字,放学的时候写在黑板上,要罚钱。」
「记一次名交一块钱。七年级开学的时候我老上,后面就不经常了。」
「放学,睡觉的时候,可以在寝室里聊会儿游戏,特别轻松。」
我今年还去孙俊峰的学校,想看看他的情况,正好遇到他的数学老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看起来很温柔。
我一说自己是孙俊峰的姐姐,她整个脸色都变了,嗓门突然变大。
「你们是怎么当家长的!就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什么也不管。他在学校犯事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我就说可以打电话给他爸爸,她好像更气愤了,「打电话有用吗?他还不是在电话里讲,太不负责任了。」
我当时有点尴尬,就和她说明了情况,孙俊峰在北京没有办法中考,上不了高中,只能回老家。
老师接着说,「他现在这样能考得上高中?考不考得上,我心里还没数吗?还不如让他在北京,还有人可以管着他,初中三年指不定比老家学的还多呢。」
其实孙俊峰爸爸心里也有数,他知道自己儿子从小到大的成绩。
但是孙俊峰有个哥哥,和他的情况一样,小学六年级就转回老家读书了。他哥哥后来考上了河南一所师范的大专,现在在县城里工作。还买了车,贷款买了房。
在他爸爸看来,哥哥就改变命运了呀,虽然大学也没考好,但至少和自己是不一样的未来。
他亲眼看到过例子,所以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他想要的希望。
孙俊峰返乡这个决定,他父母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个很听话,也很敏感的孩子。
一年过去了,据我们的调查,80% 以上的孩子更想回来北京。
他们在老家的房子都特别大,楼上楼下的,可能比北京一家人挤在一起的出租屋要大个几十倍。
但老家的房子是空的,没有装修,只有一张床。北京的房子虽然小,可是满的。占据它空间的除了物品以外,还有朋友、父母,他所熟悉的一切。
我们很难知道「陪伴」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就像孙俊峰,他躺在老家 200 平米的空间里也是打游戏,在北京狭窄的出租屋里也是打游戏,可能老家的环境还安静一点儿呢,但不同在哪儿呢?
他们需要感受到人的呼吸,亲人的呼吸,即使没有谁去和他表达什么。
「需要自己一个人生活,所以很不适应。一个人住一间房子。」
我们给家长还有孩子的问卷里一直有一条,「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我们去问家长,他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回去,家长都会很坚定地告诉你,「为了改变命运,为了让他以后不和我们一样辛苦。」
所以,孩子们很清楚自己究竟是背负着怎样的使命回家的,学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
但经过一年以后,你再问这些回乡的孩子,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他们的答案是有变化的。
对他们来说,家长殷切的期望是负担。他没有办法让自己摆脱成绩不好的困境,他做不到,周围没有人可以帮他。
「是,但过段时间我好像又忘记了,然后又沉迷于游戏。」
这些孩子经常和我说,「我喜欢王宝强,将来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他们觉得王宝强也是农村出来的,没上过什么学,后来不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觉得即使上不了大学,还可以当演员、当明星、当网红。
于是生活中那些虚幻的东西越来越引导他们,这也是我很担心的地方。
采访当时,正值暑假,何老师告诉我,因为成绩太差,孙俊峰被老家的学校退学了。虽然孙俊峰很想回到北京上初中,但他的爸爸还没有放弃,一直在老家给他找学校。
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开学已经 2 个月了。我们获得了孙俊峰的最新情况,他已经回到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正在就读八年级。
对于这群漂流无根的孩子来说,两年后的中考,将是人生河流的分水岭,有些人会奔向他们的大海,另一些人则会永远寂静下去。
作家袁凌在他的非虚构作品 《寂静的孩子》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之中。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
[1]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2] 一家民间公益机构,自 2007 年起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议题的工作。
今天这个讲述者何冉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个从 2007 年起就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议题的公益机构。
为了解决流动儿童课外图书匮乏的问题,2017 年,新公民计划启动了 微澜图书馆 项目,动员和组织志愿者走进打工子弟学校和社区,「唤醒」沉睡中的图书馆。
爱哲作为前图书馆员,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去微澜图书馆当了一日馆长,给孩子们讲了几个绘本故事。
如果你也愿意支持微澜图书馆,给孩子们的书架上多添一本书,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月捐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