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谁该承担责任?谁又是旁观者?

摄影:七茗
去世的14岁少年
杰杰是一个14岁的少年,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在公立中学上学,父母离异,母亲重新组建家庭,他和姐姐一直和爷爷奶奶居住在菜地旁搭建的棚屋里,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爷爷奶奶20年前来到上海,一直以种菜为生,在学校的杰杰爱笑,也经常因为骑三轮车送他上学的爷爷而被耻笑;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和同学发生冲突,但他几乎不向老师和家长说这些事。
2019年11月14日,在被同学向老师告状说扔了他笔袋,被老师要求清洗并承认错误,并告知父亲后;傍晚,当家人找不到杰杰,意识到不正常后,奶奶在河边找到他时,14岁的少年已经喝下了农药,他向奶奶求救了,“奶奶我喝农药了,赶快叫120!,在送到医院,经过24小时的抢救后,这个1米72,90多斤的少年还是因呼吸衰竭在15日晚上不幸身亡。
在19日微博@上海嘉定的公开情况通报中,有一句“卢某某,男,14岁,河南息县人,上海市南翔中学八年级学生,长期由祖父母抚养,住嘉定区江桥镇”。
家属与学校为少年的死因争执,双方仍未达成一致。
度一叨,公众号:狐度工作室河南籍上海初中生喝农药,谁杀了“少年的你”

教育局相关领导认为,这不能算是老师“看不起”孩子。

三天前第一次被朋友推荐《河南籍上海初中生喝农药,谁杀了“少年的你”》时,尽管议题相关,想起28年前同样喝农药逝去的邻居少年,当时觉得疼痛,我甚至没有点开看。25年前的少年生活在父母身边,他冲动,淘气又善良,在与他人的冲突之后冲动之下喝下农药,在被发现后,也同样求救,也同样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
而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三天前他在第一次看到《 一个14岁的上海打工子弟之死》(11月21日 大众网·海报新闻上海),转到机构群里,大家也沉默了,没有说话。 在今天看到中国新闻周刊的10万+文《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之前,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看到文章,佳羽坦诚,三天前,看到这个事件,当时心里隐隐的会期望,这个事件不要被广泛传播和发酵。但现在显然被扩散了。
但当地教育局调查后表示,老师对卢杰的批评教育并无不妥,同时解释了上海市的中考政策——像卢杰这样的随迁子女,若留在上海只能参加中职校招生,而无法参加中考。教育局相关领导认为,这不能算是老师“看不起”孩子。
庄梦蕾,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
佳羽说,一方面自杀是极端案例,我们应该把事件中的一些标签跟极端案例本身分离开来;另外回到事件中的相关问题,要呼吁改善。比如文章中几次提到教育局说到“上海的中考政策”,好像中考政策就是一个确定性的终点;但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这些政策若能在未来得到改善,无疑会让这些孩子的处境得到改善。 
卢杰就是“留下来不一定能考上职中”的孩子。在老师眼中,他还是“问题少年”。就在卢杰喝药当天的中午,班主任在微信中对他父亲卢某说:“这个小孩我教育他跟他讲道理完全没用。”
庄梦蕾,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
这篇10万+的文中,作者引导性的进行了很多确定性的因果联系,把可能无意识的行为进行了过度的解读。这对问题的改善是无益的,而事件中的各方当事人,可能也要永远背负罪责,网络暴力甚至会延续。
我们还能找出真相吗?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学术主编 关凯说,”人们通常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怀有一种缺乏耐心的看法,总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切问题的改善也如此,需要去研究和了解所处的复杂系统,才能实现系统性的改善和变革;这需要持续的关注和长期的实践,去不断发现,不断寻求解决之道。

而最早的报道中,津云的两篇报道,比较客观、全面、立体地呈现了事件中不同方的声音,阅读量却很低:

津云独家】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咽下去的农药,和咽不下去的“嘲笑”
这篇报道采访了杰杰的家属,包括爸爸,爷爷,叔叔,还有同学,还原了14日喝农药前大家了解的而过程,也了解了杰杰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就户籍歧视和校园欺凌,记录了随家长和律师和教育局领导沟通的过程。
在采访手记中,记者说:
在报道中,我尽可能还原了每一方的声音,为了不影响读者对该事件客观的认知和判断,我省去了很多背后的故事和细节。今日在这篇手记中,我想将这些故事讲出来,希望能与您共同探讨,面对这些“少年的你”,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
公众号:津云【采访手记】走上绝路的中学生:待不下的上海,回不去的“老家”
是校园欺凌和户籍歧视造成了杰杰的死亡吗?
虽然很心痛,但还是需要去发现问题之所以发生的真实的过程,去预防和规避;另外回到事件本身,我们也希望通过事件的梳理,就相关问题和相关政策的进行呼吁,期望从国家政策层面和社会大众一起努力来改善相关人群的处境。但这里,我们只说具体的事件本身。
不管是穷困,有坐过班房的父亲,由爷爷奶奶抚养,都不应该成为悲剧发生的理由;打工子弟,河南籍上海初中生,本身只是为了通过对有共同属性的人口做一个属性标记,以便更好的去发现他们共同的困境,寻求社会和政策的关注和支持,帮助他们改善处境;过度的使用会强化这些标签,可能会把他们的遭遇归结于这些标签,好像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却忽视问题本身;这还会对当事人造成第二次伤害,损害他们的个体尊严。
 一个遭遇厄运的家庭,现在被赤裸裸的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也许经得同意,甚至有他们自己的诉求,但,终归生活会归于平静,漫漫长路,该如何面对。
杰杰的日常遭遇是我们(微澜图书馆)在服务和支持的很多孩子的缩影,他们的困境是系统性的。
 杰杰在人际关系中的困境是系统性的
 14日老师在扔笔袋事件后和杰杰爸爸的信息交流:

老师:杰杰爸爸,今天能找个时间来一次学校吗?

爸爸: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欺负同学?

爸爸:他为什么欺负同学?麻烦你们多教育教育。我今天去不了。我回来以后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老师:你什么时候有空?

爸爸:我可能下周才有空.

爸爸:以后杰杰有什么在学校不好的表现,都可以跟我及时沟通。

爸爸: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

老师:你要来学校的,这个小孩我教育他跟他讲道理完全没用,要你出面的。

老师:下周也可以,你定个时间告诉我。

爸爸:也感谢你,能跟我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老师:拿别人笔袋扔来扔去,里面水笔漏墨水,笔袋变黑了

11月14号下午,第1节课前,也就是在12:45左右,杰杰和一位同学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将另一同学的笔袋扔到了楼下,捡上来之后发现笔袋里的笔墨水渗透了出来,把笔袋全部弄脏了。被弄脏笔袋的同学选择向班主任老师报告,班主任老师将两位扔笔袋的同学叫到了办公室进行了常规的教育,学生们也认识到了错误。将笔袋清洗干净后进入教室正常上课,“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公开教育学生,用语平和,教育过程当中不存在老师有过激的教育行为,学生也接受了老师的教育。事情处理完成以后,杰杰同学表现正常,上课期间没有异常的表现,下课后继续和同学们玩耍,而且是有说有笑。”赵局长介绍。
公众号:津云【津云独家】14岁河南籍上海初中生之死:咽下去的农药,和咽不下去的“嘲笑”

欺负同学,为什么?

父亲的道歉和道谢,尽管交流的过程父亲两次想问详情,但老师似乎没有很好的回应,老师没有要去告知父亲这个事件完整真实的发生过程;可能自己也没有了解。父亲还是妥协了,答应到学校去。

老师和家长的处理方式,都是,要教育教育他?
玩耍之前和之中发生了什么,在办公室的公开教育,孩子也改正了,继续上课,老师为什么还要告诉家长,还必须要求家长来学校,这无疑都在强化这件事情给杰杰带来的压力。
在所有过程里,没有人真的去重视杰杰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去弄明白他的行为是怎么发生上的。
推荐文章:“欺凌者同样需要被关注”,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
杰杰需要心理上的支持,去理解他自己的处境和困境。

老师和家长也同样需要支持。

教育局可能也需要。

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如何去意识到我们彼此的困境,而不是批判和指责,可能对问题改善更有效。
面对孩子的打闹,“受欺负”来告密,老师如何克服自己的无力感,情绪,冷静的去了解在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这对欺负人和受欺负的孩子,都同等重要。 
同样,当孩子犯错后,如果能去了解具体的过程,心理,疏导,孩子就有可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修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就此被打上”坏孩子“的标签;这些标签和来自他人的认知完全可能强化他的行为模式。对于告状者,也会树立边界,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老师对一个孩子的态度会影响其他孩子对这个孩子的态度。如果处理过程不能完全的公平公正,就可能导致更多的不良行为;包括更多欺负行为的发生和告状行为。
老师的去了解真实的过程也有助于缓解她自身的压力和焦虑,知道,没有我们想像的严重,没有关系。
20日,小杰的父亲对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说,当天晚上小杰回来后,他曾问过小杰这件事,但小杰说是其他同学扔的笔袋,只是老师进来时,笔袋被同学塞到了自己手里,“老师冤枉他了。”
大众网·海报新闻上海11月21日报道 记者 庄滨滨 吴军林

另一方面, 老师如何理性的向家长传达孩子的情况,共同来改善,而不是“有孩子”来向老师告状,老师就教训“犯错”的孩子,还要向家长告状,试图借助家长的力量来干预。既是推责,也是施压。对于本来弱势的家庭来说,这种压力无疑会加倍。

在所有的报道中,哪怕是津云的采访中,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对于自己是否给杰杰带来过度的压力,都是否认的。

在发生的社会事件中,很多时候,“沟通”和交流都是惩罚性的,并没有促进事件的解决,而是不断在放大一个一个一次性行为的意义,压力从来没有从某个环节得到释放,而是一步步传递,一次次加大。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在看到的关于这次事件的几篇报道文章中,那些会报告老师的孩子,事情就可以得到暂时的解决和改善,而方式,可能就是对不良行为的批评和干预,不问前因,不求后果。

而这些被老师维护的孩子,对那些“欺辱”自己的孩子,也充满愤怒,“他看不起我们穷”。
人与人之间矛盾,情绪的相互激发,后面更真实具体的原因和感受,都被忽略了;这种忽略会阻碍彼此了解,人与人之间,如果仅仅靠自己的想像理解他人,容易充满敌意。
在这个事件中,一点也没有看到老师引导孩子们去互相了解和相互帮助,只是在被动应对。像杰杰这样不去告状的孩子,他们的问题就不会被看到;在他被批评后,可以想像后面的愤怒。
在整个成人社会里,其实也是同样的困境;缺乏对他人的理解,信任,总是受害者心态而很少去思考,Why?
他存在什么样的痛苦以至于这样伤害人?我的哪些行为使他那么愤怒?为什么?没有人这么问?
另外,尽管学校有心理辅导的老师,但日常与孩子们相处的是同学,任课老师;在日常中,问题怎么被发现,被重视;而不是需要一个孩子自己主动去告状,自己主动走入心理辅导室,这或许是该反思的。
在教育局的公告和与杰杰家庭以及律师的沟通中,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只是在强调,老师没有错,没有说需要主动去承担。
杰杰的遭遇,所有有“特殊”情况的孩子都可能遇到,与杰杰的家庭背景无关。
回到杰杰的的家庭背景,在学校和家庭完全不同表现的杰杰,谁给他身份认同?

杰杰是否试图融入同学当中?他是否做过那样的的努力?

与同学们相处,他是否用笑,吵闹去释放压力,伪装自己,保护自己?

对于要回老家读书?到底是因为压力想逃离还是其他?

对于读书本身这件事,他自己的态度?

这些,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了!

与家人相处,他懂事,但沉默。

家庭带给他的困窘,没有人可以倾诉,更没有人引导他去真正理解。

别人加诸他的标签他自己也加诸给了自己……

他愤怒,但不知道该如何反抗。

杰杰是否在这种来自他人和自我贬低里,否认了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他冲动之下喝下了药水?
我们该反思的,是在所有关系里,反观彼此对待彼此的方式,这包括人与人之间,也包括政策,这不仅仅是为了逝去的杰杰,也是为了每一个人。

本文撰写:廖细雄

本文编辑:七茗

也谢谢魏佳羽的鼓励,让我写下这些。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