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No.7| “疏远”与“亲近”的选择

作者:何冉

2018年12月,我们发布了第六期文章,为大家呈现了我们追踪的孩子进入初中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情况。在那之后,孩子们经历了第一个期末考、迎来了春运、度过了春节,并开始了第二个学期的初中生活。

19年的春节前,我们组织了一次返京同学聚会,见到了很多孩子。大家在聚会时聊学校、“吐槽”老师、说学习、谈朋友,我们听到了很多心声和过去不曾了解的“小秘密”。

还有不少同学在这段时间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例如,孙俊峰(化名,本文中孩子的名字皆为化名)在老家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与父母相隔两地的新年;晴朗来北京和父母一起过年,可爸爸却回了老家陪伴老人。

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的故事。我将众多零散的信息汇聚在手上,直到找到合适的点将他们串起来,呈现整体的意义。

刻意疏远的昔日同伴

新学期开始前,李静也转学回老家了。至此,我们自2018年3月开始追踪的43个孩子中,返乡上学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6人。

李静回老家后,就退出了班级QQ群。她并不是第一个回老家后就退群的孩子。之前陆陆续续已有5、6个孩子回老家后就退群了,但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上学期,在访谈留在北京读初中的孩子时,我曾经问过他们是否和回老家的好朋友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老家的学校不让带手机,不怎么联系得上。”这个说法和我从返乡学生处了解到的情况一致,因此,我就没再过多地留意。

直到最近一次,我再次访谈留在北京的孩子。王维告诉我,“现在班上的人太少了,想组队打篮球都凑不齐人。大家周末都闷在家里打游戏。”我顺嘴问他,打王者、吃鸡是不是还和以前的同学组队。

王维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不是。回去的那些人我一个都联系不上。我给孙俊峰、李诺在QQ上发过好几次信息,都没回过我。”

我好奇地追问:“一次都没回吗?”

王维说:“是的,一次都没有。其实放假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上线了,还在QQ动态上发了游戏排名截图……所以现在我也不联系他们了。”

图/孩子们在好友的QQ动态中能看到的游戏排名

返回老家的孩子们真的是主动减少了与“老同学”的联系吗?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在之后的学生访谈中,去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我发现,留在北京的男生中,和返乡后的好朋友保持联系的一个都没有,而且其中有4个孩子都曾主动发信息给对方,但都未收到回复。在女生中,虽然有三个还和过去的好朋友有联系,但也仅限于节假日时的普通问候。

上学期对返乡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所有返乡的孩子都没有主动地联系过留在北京的同学。但直到这次对“留京组”孩子的访谈,我才知道,即使北京的同学主动联系他们,这些返乡的孩子也鲜少回复。

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于是询问了两个返乡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因为没什么时间看手机。”

我对这个答案是保有疑惑的。因为我也时常通过QQ给返乡的孩子留言,其中大部分都会在不久后回复我。“没有时间”显然并不是他们与老同学断了联系的主要理由。

2014年,谭千保、张英、龙莎莎和蒋旺的调查研究显示,将返乡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农民工子女放在同一维度比较,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同伴信任”、“同伴沟通”方面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留守农民子女,而“同伴疏远”得分则显著高于后者。

所以在我们追踪的这些返乡孩子身上,也出现了“同伴疏远”的心理状况吗?是什么原因,让返乡的孩子们对昔日的同伴生出疏远心理?他们在返乡后顺利地结交了新的朋友吗?他们对新朋友持怎样的态度?这是我们在持续的追踪中需要进一步探究和了解的问题。

不愿亲近的老家亲戚

这些返乡的孩子们,似乎不仅“疏离”了昔日的同伴,他们在与老家的爷爷奶奶、亲人、甚至是和父母相处时,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返乡上学的第一个学期,晴朗在妈妈的安排下,上学日期间借宿在老师家,周六日则去大姨家住。可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晴朗就在电话里跟留在北京卖菜的妈妈说她不想去大姨家住了。晴朗的理由是“嫌麻烦”。

妈妈于是给晴朗借宿的老师打电话。可老师认为放假时其他孩子都回家了,还要单独给晴朗一人做饭太麻烦,因此不愿意在周末时也让晴朗留下。最后妈妈加了钱,又百般恳求,老师才答应。

周末也可以住在老师家后,晴朗除了去大姨家拿过两回东西,就没再去过亲戚家。周末时,她宁愿一个人在老师家待着,也不去离学校三公里不到的大姨或者舅舅家。

图/晴朗春节回北京过年

晴朗的小学同学孙俊峰在回老家后也是住校,周末和假期则去找在县城工作的哥哥一起住。可上学期末,他哥哥工作地点换到市里了。于是孙俊峰只能在每次放假时,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独自回到镇上的家。镇上的房子是孙俊锋爸爸几年前买下的,可家里的叔伯等亲戚都住在离镇上几公里的乡下。

孙俊峰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至于家里的叔伯,孙俊峰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几次。爸爸偶尔在电话里让孙俊峰周末时去村子里的叔叔家吃饭,可他还是宁愿自己用电磁炉将西红柿炒鸡蛋做糊锅。

哥哥去市里工作后,孙俊峰只见过他一次。那还是在春节时,爸爸妈妈没从北京回老家,因为哥哥不去北京过年,孙俊峰又丢了身份证买不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只好留在老家与哥哥一起过年。

图/孙俊峰发信息告诉我们不能来北京过年了

过完年至今,哥哥一共给孙俊峰打过3个电话,但一次也没来看过他。孙俊峰自己也从来不主动给哥哥打电话。他说:“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不知道说什么。”孙俊峰与哥哥相差12岁。他出生时,哥哥已经回老家读初中了。他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极少。

黄晶则是我们追踪的返乡孩子中,在老家和北京之间往来最频繁的一个。十一、元旦、春节、包括这次五一,每个假期她都是来北京过的。即使没人能接送她,她一个人坐整晚的火车硬座也坚持要来北京。

在她返乡前,黄晶曾经告诉我她不太喜欢老家的爷爷奶奶,感觉爷爷奶奶对她不怎么好,而且有点儿重男轻女,似乎更偏爱叔叔家的儿子。返乡后,黄晶平时也住校,周末时才回村里的奶奶家。在奶奶家,她说自己很少和爷爷奶奶说话。除了一起吃饭,更多时候她都自己待着,洗衣服等活儿也是自己干。她说自己更像一个寄宿者。

对这些在城市里的父母身边出生、成长,却要在12岁时无奈地独自返回“老家”的孩子们来说,“老家”似乎更像“异乡“。从父母那里听说的老家亲戚们,与自己似乎没什么关系,还不如学校的同学或老师感觉更熟悉。

陌生的亲人和陌生的“家”似乎还不如需要缴费的宿舍自在。返乡快一年了,可他们似乎仍然难以与家乡的亲戚们共处,也难以融进乡村生活。父辈一代顺应的传统宗亲关系,在这些孩子身上并未得到延续。随着返乡时间的增长,他们对远在北京的父母情感上反而更加依赖、更加渴求了。

“留守”经历带来的不同?

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返乡孩子不同,我们在追踪中发现,曾经有过留守经历的孩子,他们在返乡后与老家亲人的相处则更“顺畅”一些。

我们最近一次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1个返乡孩子,平均每周和父母通话或视频3次以上,且每次时长都在30分钟以上。而在有过留守经历,小学后才被接到北京并再次返乡的10名孩子中,只有超过5人每周通话一次,而且每次的平均时长也只在10分钟左右。相比起上述那些只愿意和北京的父母交流的同伴,他们似乎更能和老家的亲戚们相处、交流。

李俊小学五年级才从到北京上学。在去年暑假再次返乡前,他语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年多。相比北京,他说自己更喜欢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农村,“老家更方便一些,而且奶奶年纪大了又一个人住,我留在老家还可以照顾她。”

8岁才到北京的路军,和叔伯家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平时住校的他,周末时会被叔伯、舅舅轮流接到家里去住。路军并不排斥这种看似“飘零”的安排。

李从乐8岁之前一直在老家与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妈妈把他和奶奶都接到了北京。去年暑假回老家上学,是奶奶和李从乐一起回去的。他觉得奶奶和他一起回去很好,因为在北京也是奶奶更多地照顾他。而且妈妈不在身边,没人紧盯他的学习,他觉得压力更小一些。

王书玲则是7岁来北京与父母和哥哥一起生活的。她说自己直到再次离开北京时,还无法习惯卖菜的父母要每天早起,自己周六日在家也不能说话以免打扰了卖菜回来休息的父母。回老家后,她觉得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很适应、很好。

更特别的是殷雨欣,她9岁前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爸爸妈妈则带着更小的弟弟、妹妹生活在北京。她总说父母偏心。即使现在她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了4年,她和妈妈的关系也不如和奶奶的好。只要放假稍长一点,即使其他家人都不回老家,她也要一个人回农村去看爷爷奶奶。

这些有过留守经历的孩子,他们依赖父母的程度明显低于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同伴们。他们似乎更能快速的适应老家生活,与老家的亲人在相处上也显得更“亲近”。

变化的前因与后果

除了这学期刚转学的李静,我们的追踪发现,返乡的孩子们已经普遍从“听不太懂的家乡话”、“吃不惯食堂饭菜”、“受不了不能带手机”、“不习惯早上五点起床”,逐渐向“家乡话说得溜”,“食堂一天吃4顿”、“不用手机也觉得可以”、“早上听到打铃声就能快速爬起来”的状态转变。在适应学校生活方面,他们普遍都在变好。

我们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孩子是否能在与亲人相处等生活方面的适应上也越来越好。在追踪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时常发现孩子的一些变化。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和清楚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会带来何种影响。例如上述那些疏远了昔日同伴、却难以从老家的亲人处获取亲密关系支持的孩子,那些在幼年时缺失了父母陪伴、如今似乎爽快地放弃了依赖父母的孩子,他们的行为选择是源于怎样的情绪,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我们需要时间去进一步地看清楚。在这段追踪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忽略很多重要的信息,也因为自己的能力限制,难以梳理清楚种种细节之间的关系。欢迎对追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为我们提供建议。无论是提供不同的视角,还是分享你自己的流动或留守经验,我们都无比地欢迎。

下一期的文章,我们将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发现的孩子们与外界社交的强烈渴求。而且这个需求似乎与他们依赖父母的程度,与亲人相处的顺畅与否都无关。篇幅很大,请关注我们的更新。

参考文献:

[1]谭千保,张英,龙莎莎,蒋旺.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行为研究——基于2625份调查问卷[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01):38-42.

[2]李雪萍,刘腾龙.乡土文化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研究——以湖北省Y乡镇中学为个案[J].中国青年研究,2018(10):58-65.

[3]孟庆东. 青少年依恋、社会支持与其网恋的关系[A].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C].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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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公民计划”自2018年3月起,通过实地的观察、访谈和问卷,追踪记录着北京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43名六年级毕业班学生在十二岁这一年发生的故事。

我们以文字和影像为载体,持续更新和发布追踪记录的内容。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学生家庭的同意和支持。故事中所有的地名、人名都经过化名处理。

希望你与我们一起关注他们。因为这43名十二岁的孩子,只是中国超过1亿受流动影响、成为了城市边缘儿童的孩子们的一个切面。他们个体承受的苦难,是时代的苦难,是社会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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