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NGO如何利用创新的教育模式，解决当地孩子所面临的”无学可上“的社会问题？
——蔺兆星
蔺兆星（以下简称“蔺”）：现为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银杏伙伴计划成员之一。从2010年起，蔺兆星专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支持。2016年7月，蔺兆星作为银杏伙伴参访肯尼亚，本文内容是基于这次参访内容所进行的访谈，简要介绍肯尼亚当地NGO的基本情况，国外NGO如何利用创新的教育模式，解决当地孩子所面临的“无学可上”的社会问题。
您这次作为银杏伙伴的一员前往肯尼亚参访，能请您谈谈这次参访的背景和目的吗？
蔺：银杏伙伴将40岁以下的青年社会创业家、NGO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每年举办一次海外考察。参访的目的，是让这些长期在国内从事一线行动的公益工作者，到世界其他地区深入观察和了解当地NGO工作的现状，以及社会发展。这样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差异，并从差异中反思自己。
在肯尼亚，您参访了哪些机构？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蔺：因为这次活动的成员来自不同背景，所以我们的参访地也涉及不同领域。我们在11天的时间内一共拜访了19家机构，组织性质分布在企业、NGO、基金会、政府机关、村落和社会企业等。我们还和当地已经从事了四、五十年NGO服务、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人进行交流。
来源：银杏伙伴
如，有的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解决当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我们还去参访了一些草根妇女组织，比如反割礼的非政府组织——割礼是当地对女性实行的一种非常残忍的习俗，再加上当地是一夫多妻制，妇女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还有与银杏基金会类似的“Ashoka”，它分布于世界各地，是一个支持社会创业家的机构；教育方面，我们参访的对象，既包括四、五所建立在贫民窟中的私立学校，也有“Bridge International”这样的国际连锁学校，还有为当地人提供教育支持的其他教育机构。
通过参访这些机构，您对肯尼亚形成了怎样的印象吗？
蔺：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机构的成立和肯尼亚的经济情况有很大关联。肯尼亚被认为是非洲经济比较发达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较低，失业率高达20%。也即是说，如果你在街上见到五个人，其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这表明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国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当地人平均收入较低，比如，当地餐馆的工人，每月工资3000先令，折合30美元。
来源：鸿芷
肯尼亚和中国有一点不同，它是一个小政府或者说弱政府的国家，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很少，质量比较低。而当地的公立学校也较少。我们参访过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它拥有60万居民，但在那里，只有四所公立学校，不足以为所有孩子提供教育服务，因而又出现了120所民办学校。在中国，我们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情况非常忧心，但在北京还能提供70%的公办学校入学机会。肯尼亚的许多农村，连基本的供电都无法实现，很多人住在只有半人高，几平米大小的土砌房里，没有水，也没有电，居民需要到其他地方打水。同时，当地治安情况非常糟糕，餐厅都是独栋内院的形式，平时紧闭着门。如果我们要去吃饭，需要事先给店主打电话才能入内，这是因为平时他们很容易遭受打劫。有一次，我们的司机在回程路上遇到堵车，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车外一个人忽然跳起来，通过车窗伸手将他的手机抢走，拔腿就跑。而肯尼亚当地的警力不足以来面对治安问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肯尼亚无论在教育还是经济上，政府的功能发挥十分有限。这与强政府的中国有很大不同。此外，我观察到，肯尼亚的公务员比较腐败，例如，当我们入关检查时，工作人员有意刁难我们，暗示我们给钱；一次，我们在路上行驶，警察拦车后上车检查，也暗示我们给钱。所以，从有限的观察来看，肯尼亚是一个弱经济、弱政府的国家。但正是这种境况，反而给予当地非政府组织比较大的成长及运作空间。
来源：bridgeinternationalacademies.com
比如“桥梁国际学院”（Bridge International），它是因为政府无法满足适龄儿童基本的教育需求而产生的，到现在已经成立运营了270多所连锁学校。但如果是在中国，会很难实现，因为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需求缺口没有肯尼亚的大。又如，我们参访一个用太阳能为农村提供基本用电的组织，这在中国农村需要也不多，因为我们已经实现通电。因此，反而是这种弱政府国家，为民间组织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并且，当地民间组织的工作费用中，85%的资金是来自于国际的，只有15%来自国内资金。当我们和肯尼亚NGO工作人员聊天时发现，他们没有“国内筹款”一类的说法。与中国的本土NGO积极开展国内筹款非常不同，肯尼亚NGO在此方面的业务非常少，因为国民支付能力有限，能够捐赠的人较少。他们在行动时，考虑的是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是需求。比如，农村的孩子缺医少药，为他们送一包药，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重要的是帮他们实现经济独立，帮他们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他们就有了支付医药的能力。当地许多NGO工作者以解决社会议题为思考方向，这在中国目前比较缺乏，因为NGO需要与政府博弈。但实际上，本土NGO很难真正有博弈的能力和空间，所以只能针对需求提供服务，从而造成我们不能从根本上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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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介绍一下这次参观贫民窟私立学校的情况吗？
蔺：贫民窟的学校条件实在太差，比我们参观的桥梁国际学院差很多。肯尼亚的公办学校有政府投入，所以想要入学的孩子需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入公办学校就读，这使得他们上学很难。我们在贫民窟见到的情况，与中国城中村有一点不同，贫民窟的环境恶劣得多，孩子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的城中村，贫民窟满街满眼都是孩子。这是因为肯尼亚是一夫多妻制，生育率高，所以孩子特别多。因为现有的学校根本无法满足上学需求，造成他们的失学率很高。
此外，并非每所学校都和中国一样，在校人数能达到1000人。我们见到的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仅有200-300人。我们参观的第一所学校叫“造梦计划”，是中国人做的公益项目。他们从国内募集资金，在肯尼亚建了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没有院子，硬件设施条件要比其他公立学校差些。这个贫民窟的路都很窄，两个人并排站也很不容易，而且路中间有一条臭水沟，学校门口有条约两米宽，三米长的空地。学校的操场大约15平米，校内仅仅有四、五间房，一间房子约十来平米，可是，就是这四、五间小房子，却需要容纳200多人；有时，人数甚至多达300人。教学空间的拥挤程度，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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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提到，在肯尼亚期间还访问了桥梁国际学院，您能聊下这个学校的成立背景吗？
蔺：桥梁国际学院的发起人是位叫“香侬”的美国女性。2005年，香侬来到中国辽宁的一个村庄体验生活，她在村里待了一年多，特别希望为当地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她发现在中国能够发挥的空间很小。一方面，适龄儿童都进公办学校就读，而农村地区基本上只有公办学校。这些学校的条件虽然较差，但是基本设施比较齐全；另一方面，他们自身想尝试一些新的教学内容，但中国的教育体系对课程内容要求非常严格，授课老师需要按照教学大纲上课；一旦学校不按照教学大纲上课，会被立刻查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们了解到肯尼亚的教育状况，最后选择前往肯尼亚，成立一个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所以，桥梁国际学院并不是肯尼亚人创办，而是外国人建立的。
您认为桥梁国际学院主要想解决肯尼亚教育哪些方面的问题？
蔺：他们主要想解决肯尼亚孩子没学上的问题，当地许多孩子都处于失学状态，家庭也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昂的公办学校学费。面对这个问题，桥梁国际学院的思路是：提供一个支付很少学费就能获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学费是公办学校的五分之一，远远低于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相当于以低收费满足尽可能高的中等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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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他们只收取很低廉的学费，那么他们的运营模式是什么呢？
蔺：是的，因为他们收费很少，所以他们就要下功夫，让整个运营模式的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整个桥梁国际学院的核心就在于低成本，他们只有一个校长，承担所有的行政工作，同时还要担任教师去上课。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桥梁国际学院有一个在线系统，包含交费、教学、日常记录等等功能。比如，所有的老师都会分配一个iPad，班主任为每一个孩子建立档案，录入基本信息：包括名字、家庭住址、父母联系方式等等；每一次上课也要记录，进行日常管理：哪一天，哪一节课，哪些孩子来上课等。这些信息不仅校长可以看到，总部的人也可以看到。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交费系统，和家长的手机支付系统连在一起，家长们是否交了学费，学校在系统后台就能看到，而交上来的学费直接汇到总部。这样一来，学校就不需要财务和出纳人员。老师们也不需要安排课程，因为总部会统一安排，分配给所有连锁学校。总部有一个设计好的标准课程表，因此学校也不需要有教务员排课。如此一来，大部分功能都已经通过在线系统实现，所以一所学校只需要一个校长进行行政工作。
来源：银杏伙伴
您如何评价这种由总部备课的教学模式呢？
蔺：我也有疑问，他们如何实现因材施教？因为每个孩子的课程接受程度并不一样。参访时，校方的表述是老师们也能对课程内容做一些变化调整。但我认为，这里有一些困难，如果老师长期习惯的工作模式是按照教案教学的话，老师的主动性就会越来越低，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弊端。但是在此，我需要强调，这种模式有它的优越性：第一，成本低；第二，我们在看待任何一个项目时，不能剥离当地的情况，要放到当地来考察。
那么，肯尼亚是什么样的教育状况呢？当地的状况是，没有人愿意来当老师，很多公办学校老师严重不足，当地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不够高，即使有机会让老师做教学活动的创新设计，他们也不一定能做到。就肯尼亚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的。这个过程也是动态的学习过程，老师们教学相长，接触内容与形式比较好的教案，对提高他们的思考和认知能力也会有所帮助。学校也会为老师们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帮助他们从比较低的教学水平往上提升。从整体上来说，目前这种教学模式情况不错，相比”放羊式“的教育效果要好。
来源：银杏伙伴
您认为桥梁国际学院的连锁模式在实行过程中有什么利弊吗？
蔺：好处是能够快速建立一个中等教学质量的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入学服务。这种低廉的收费模式用家长缴费和民间支持的双重力量，让孩子有学上，有一定水平保证的教学质量。不足之处是学校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这种经验只能推广到教学质量特别落后的地方，只适合极低收入的群体。如果在中国推广，显然不合适。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学校老师对于iPad的适应能力是不是足够，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当地教师群体所处的阶段，网络使用水平较低。相比较而言，中国发展这么多年，一些学校老师的电脑水平也仍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如果你要求当地老师熟练使用iPad，还是比较困难。
学院的课程与肯尼亚的教育系统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政府是否会进行干预？
蔺：这个问题，我们在场时曾探讨过。学校能发展到270多所连锁学校没有被政府关掉，意味着政府至少没有持敌对的态度。当地一位接待我们的女士，她是政府的高级公关。据她所说，以前没有这样的职位，直到当地政府发现桥梁国际学院的授课内容与政府的课程大纲有不同之处。一些授课内容存有争议，所以需要有人和政府交流沟通，来解答来自政府的疑问，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学校的整个课程系统、教学内容仍然沿着当地政府的课程标准设定，只是活动设计有拓展性，所以看起来和教学大纲不一样，但总体上保持一致。比如，给孩子上数学课，主要是进度问题，学生根据接受程度，一些知识点学得早，一些学得晚。毕竟，教师不可能在一年级教学生微积分。在这个层面而言，我认为桥梁国际学院和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差别并不很大。
来源：bridgeinternationalacademies.com
您认为学校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如何？学生是来自当地贫民窟吗？
蔺：肯尼亚并非所有地区都有贫民窟，只有人口和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才会出现。我们参观的那所学校没有建立在贫民窟，它是当地居民的学校。我们通过对贫民窟的观察，以及和该校校长的聊天，能感觉到他们很重视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关系。比如，我们周末去贫民窟里的学校，会看到每所学校校内都开展了丰富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成年人过生日、一起跳舞，教室唱诗班唱歌，还有一群孩子玩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很难见到，因为中国的学校是很严肃的教学空间，校门紧闭，因为担心外来的人会把学校设施弄坏。可是在肯尼亚，学校对社区完全开放。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学校教室里设施简陋，没有可破坏的物品。当我们在教室与校长沟通时，发现教室又脏又乱。如果是国内，通常在周五下午有大扫除，保持教室整洁。但是那所学校没有，虽然很随意，但确实给社区参与创造了许多空间。每一间学校都很热闹，校长告诉我们，周末会和当地社区一起举办很多活动。
来源：bridgeinternationalacademies.com
和肯尼亚相比较而言，中国也曾有过希望工程这样的大规模教育项目，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蔺：希望工程主要建立学校、校舍，并没有设计教学内容，课程完全按照国家系统设置。因而，希望工程所提供的是基础硬件支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好的上学环境。桥梁国际学院和希望工程最大的不同是，它既建造教学用的房子，又提供教学内容设计。
就您而言，您认为桥梁国际学院对中国的教育有什么启示？
蔺：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需要打破传统思维。桥梁国际学院将先进的IT技术，用于最困难地区的社会问题解决上。它打破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教师应该自己备课的思维，但是桥梁国际学院首先从降低成本开始考虑，其中有一个益处：由于之前当地人可能不信任老师，桥梁国际学院通过教学系统改变老师低水平的情况；现在，人们发现教学内容是一样的，对老师的教学水平有了信心，这样就会吸引当地小孩来上课。桥梁国际学院突破传统，以标准化的方式，把一线老师作为教学传递工具。这样的模式在中国也有，比如，将人大附中老师的课程视频在偏远地区播放，当地老师负责布置作业，解答问题。但是，这个模式得不到大规模推广，学生有可能会因感受到教学水平的差异，从而不信任自己的授课老师，师生关系也有可能变得复杂。
作者：高 雅（新公民计划研究部实习生）
编辑：帕狄亚（新公民计划研究部项目官员）
注：2016年7月，银杏伙伴参访桥梁国际学院，心平基金会资助了此次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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