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宽；口述：何冉；原载于《南都观察》
四小时的高速列车旅程之后，柏亮（化名）回到了北京。这个14岁的孩子，个子又长高了，大圆脸，一头茂密的黑发。但是，看起来还是内敛、沉默，不爱说话。
问及返乡的情况，他停顿了十几秒，认真地掰了掰手指说：“我被老师打了三次。”去年，他回河南驻马店，在陌生的老家独自开始了学习和生活。
这个暑假，和柏亮一同来北京的还有11个孩子，他们来自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11个地方。一年前，为了顺利升学，他们告别了北京，从流动儿童变为留守儿童。
过去一年，“新公民计划”（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倡导机构）发起了一项追踪流动儿童返乡的计划。一年来，项目主管何冉与同事们追访这些被回流的孩子，跟他们下乡、调查，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对话。何冉说，他们记录下的，是在时代变革下被迫返乡的孩子的个体遭遇，这遭遇中有在新生活里的不适与消沉，尴尬与沉默，以及他们对自身命运转变后的思考。
▲ 在中国，8个孩子里大约有3个是流动或留守状态。在这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新公民计划
这次暑假，我们追踪的25个返乡的孩子当中，有一批回到北京和父母团聚。为此我们做了一个“Summer Fun”的活动。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长大了，都进入了青春期。男生女生见面，开始腼腆，一些孩子很大人式地和我问好：“老师，你好吗？”
但一年前，我给他们带班的时候，他们还追着打呢，有同学做错事，他们还要告老师。现在，这些都变化了。
过去一年，我做返乡追踪，到孩子们家里去家访、问卷调查，或者直接打电话，虽然次数不少，但看到的都是很窄的面。聊天记录里清一色是与成绩、考试有关的内容。
借助这次活动，我想把观察范围扩展一些，了解他们返乡后的生活。没想到的是，原来背后的故事是如此复杂、沉重。
其中一个孩子叫王笑语（化名）。她14岁，安徽籍，听话、乖巧，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学习很好，经常能在班里排到第一，英语、语文也常年排前。
她是和妈妈一同回老家的。爸爸在北京工地上做小包工头，以前妈妈就跟着，给工友做饭。为了照顾王笑语，妈妈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家里的收入也变少了。
父母的陪伴，是我们把她作为追踪对象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在追踪中，看到父母一方在孩子回流后的作用。我们追踪的25个孩子中，有20个都是独自返乡的，父母留在北京，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个别一些是独自生活。从这个层面看，王笑语是幸运的。
一个首当其冲的困境是找学校。王笑语的妈妈在返乡之前，拼命为女儿找学校。
她想把女儿转去当地最好的公立初中去。由于她们老家的房子在农村，按照学区房政策，女儿是无法上这所初中的。为了读这个初中，妈妈在附近找了一个学区房，和别人签了一年的租住合同。回去的一年前，她就做了很多的准备。
为了转学籍，她前前后后找过校长三次。最开始，她以为女儿的学籍在北京，因为学校是北京的。但在转学籍的过程中，问题发生了。由于北京这所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学校就把孩子们的学籍统一挂靠到河南的一所学校。她妈妈为了这个事，特意跑到河南，去办转学籍手续，托人、盖章、开证明。
回到安徽后，王笑语上的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还不错，但第一次模拟考，她的数学成绩就不及格。
王笑语的妈妈很强势，非常紧张女儿的学习。那次模拟考后，她经常着急地给我们打电话：“哎呀，她（王笑语）还每次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她就是不努力啊”……隔着话筒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
这样的焦虑也一直压迫着王笑语。这个暑假前的期末考，笑语的数学还是没有考得很好。她和妈妈说，这是教材的原因，在安徽老家，用的不是她熟悉的北京那套人教版教材，而是沪教版的。回去后的这一年，她一直对教材感到不适应。
这不得不提到北京打工子弟的教育情况。要知道，在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质量真的很差。一方面，老师大多是没有教师资质的，中专、大专毕业的老师很多。
另一方面，很多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即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所有课程，有的还会跨学年教学，教育质量真的很差。所以回流后，学生的成绩普遍下降也就不奇怪了。跨入应试教育的大桥里，他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北京没有得到有质量的教育。
▲ 2018年，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北京一家民办小学直径不足两百米的操场上，有爱心基金会给流动儿童们带来捐赠物资，老师们也在筹备着第二天的表演舞台。 © 新公民计划
以我们追踪的这25个回流学生为例，回到老家后，没有一个人的名次是进步的。就连曾经在北京排名第一的王笑语，最好时，也才能排到班里的13名。
另一个问题就是体罚。几乎每一个被追踪的孩子都向我们报告过，在学校，他们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体罚和虐待。王笑语就曾遭到过数学、英语老师的多次体罚。
去年7月，我去王笑语的老家做家访，得知一个惊人的现象。当时，她所在的班级有个规定，每个月的月考都会对学生实施体罚。举例来说，一科的总成绩是100分，60分及格，但老师会把那个目标定得高一些，比如80分以上。以这个分数为基准线，差多少分，就会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多少次手。英文科目的惩罚尤其严厉——由于单词是英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老师会经常抽查学生默单词。但如果默写出了错，学生就经常被打耳光，错一个，打一个。
这不是老师打，而是同桌之间相互打。他错了，你打他。你错了，他也打你，相互之间扇巴掌。王笑语和她的同桌总是打得轻。但老师说，如果听不到响声，老师会亲自动手。面对体罚，班里的同学几乎无一幸免。
接受体罚的心态是一点点培养起来的。有一次电话访谈，我问她在学校遭遇的暴力。她说，最开始，也会觉得被老师打很难堪，而且特别疼。但因为她们班成绩最好的同学也被打过，这让她觉得，自己的遭遇也不算什么了。这非常可怕，暴力已经在他们的学习中获得了合理性，他们会习以为常。
不仅如此，暴力还得到了家长的默许和加持。去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和她的妈妈做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提到过女儿遭受的暴力。她妈妈听到后，就在视频里一直笑，一直笑，说女儿被打也没什么，老师也是为她好啊。
▲ 一位学生返乡入学之后的学习教材和作文书。 © 新公民计划
除了学习上的困境，融入当地社会环境也成为一重障碍，他们甚至无法融入那个“老家”。
王笑语和妹妹出生在北京，成长也在北京。妈妈是江西的，所以当她们返乡时，只是回到了一个属于爸爸的地方，非常陌生。这就是大部分流动儿童家庭的写照。
语言成为融入新环境的第一重障碍。王笑语和妈妈完全不会说当地方言，奶奶和她交流，用的是很蹩脚的普通话，她经常听不懂。大多的日常交流是吃饭、写作业，完全没有亲人间那种深度的情感交谈。
环境的孤僻也体现在当地的物理空间上。去年7月中旬，在她返乡后的十多天，我去她家探访。她住在奶奶家，那是一个很典型乡村二层楼房，后面是山坡，坡上种满了奇异果，下面就是碧绿的池塘和菜园。
在她的老家，房子之间至少相隔十几米。这里一户，那里一户，零零散散。在这种显性的孤僻环境下，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她这样告诉我。
好在笑语有妈妈陪同，老家还有亲人——有熟悉的人陪伴，这在流动儿童回流时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会在回流过程中特别关注王笑语的妈妈？因为，她在心理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她是江西人，语言的尴尬让她在老家无法找到工作。在老家，婆婆和其他亲人也没办法和她沟通。现在过年了，她也不回北京了，因为没工作，还要花路费。她就一直待在村子里。为了女儿上学，她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陪读。
她没有朋友。以前在北京，会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很正能量的东西，“要努力啊”，“今天又是很美好的一天啊”，“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这类文章。
回去一段时间后，朋友圈的内容全变了。去年过年，她三天两头发一些对婚姻的理解：男人对我不好，我就怎么怎么样。不要变心……我想，或许是聚少离多，她的婚姻出现问题了，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由父母陪伴的流动儿童情况尚且如此，那些独自返乡生活的孩子，就更不容乐观了。
在我们追踪的25个孩子中，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柏亮，他和另外4个孩子都是独自返乡的，在老家，他们独自生活。柏亮长得清秀，包子脸，个子高，性格沉默。或许是继承了爸爸的性格，他和他哥哥都很敏感，不善表达。
柏亮的爸爸在北京的麦当劳做外卖员，初中没读完就去打工了。妈妈也没上过学，不识字。
小升初的时候，爸爸托关系，让他一个人回河南老家念中学了。那时候，哥哥还在老家，爸爸想着，弟弟回去了，可以由哥哥照看着。但回去不久，因为工作调动，哥哥也走了，家里就剩下了柏亮一个。
平时，我和他爸爸通话比较多，我们聊柏亮的学习、成长上的困惑。最近最频繁的话题，是柏亮找学校的问题，因为他被退学了。
其实回流后，柏亮一直无法在新学校里安顿。去年9月20号，学校刚刚开学一个月，我们对这些回流学生适应环境的状况做过一个跟踪记录。
柏亮的成绩很差，排名倒数的那种，他很沉迷游戏。在北京的时候，玩他爸的手机就很疯狂，一打游戏就停不下来。他是那种典型的嵌入到科技和游戏环境里的农三代，就像“三和大神”里的那些人，这是这一代打工子弟的特征。
▲ 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吸引着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了廉价打工者的乐土。这些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没有身份证、身背债务、与家人鲜有来往。凭借薪水日结的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工作一天玩三天。他们被称为“三和大神”。 © NHK
但回到老家，手机就成了老师的“阶级敌人”——所有学生都不能带手机。在一次搜查中，柏亮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
当时，他们宿舍同学凑钱去买电子烟，结果被老师抓了个现行，遭到当场责骂，还在全校公告。宿舍老师搜他们的房间，所有角落都没放过，最终在床底下搜出柏亮的手机，收缴了。
事发那一周，我刚好去他河南老家调研。我问他手机被收走后的心境。他说自己特别不开心，虽然平时和父母打电话也不说什么话，但还是特别不适应。原来除了玩游戏，手机也是他和父母交流的工具，是情感的纽带。他感到那个扭断被切断了，特别孤独。
后来的日子也不理想。他被老师安排坐在教室最后一个位置，下课时也不许出去，周围的人都在说话，但他跟那些孩子不熟悉，很少和他们说话。他其实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也和父母提过。在返乡之前，他明确地跟他妈妈说，可不可以回去陪他。妈妈的回答是，不可以，因为妈妈要挣钱，如果没有钱，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这些儿童回到老家的日子就能很好吗？不见得。在老家，柏亮完全是一个人生活。一个星期四，我去他家家访，和他生活了两天，完整地观察了他的生活。
那也是一套两层楼的房子，附带一个大院子。进去时，要穿过一棵大树，树枝乱叉，几乎都垂到地下了，附近全部是杂草。人从树的缝隙里穿过去，感觉进入了一个丛林。小草高得没过了我的小腿。
把生锈的们推开，柏亮家的院子里都是砖头，杂草就从砖头里迸出来，像一排排稻田。
在柏亮的老家，除了电以外，没有通水，没通燃气。要吃水，必须在外面的龙头接。厨房里除了盐，什么都没有。周末他从学校回家，就煮速冻水饺解决。
他的房间有个床，但床上没有褥子。冬天，他铺上床单，一个盖被，就这么睡下去，阴湿湿的。后来，他也不睡这个房间了，因为积的灰很厚，他开始睡客厅沙发。
其实也不是因为客厅的环境，而是房间里没有的wifi。睡客厅，他能蹭到邻居家的wifi。“搬家”以后，他经常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垫一个褥子，疯狂地打游戏，打到三更半夜。
有天晚上九点多，他洗漱完毕，我要到附近的宾馆落脚了，请他带我离开。
没有路灯，月光下是朦胧的树影，环境确实阴森。我问他，你怕吗？这是以前我从没想过的问题。他说，其实他也怕，但玩手机特别累了，就能睡着了。因为长年陪伴他的是手机而不是亲人。所以现在，他跟手机比较亲。面临失学后，他曾一度不想来北京，因为害怕妈妈会缴了他的手机——“我离得开父母，但离不开手机了”。这已经变成他生活情感的刚需。
7月3号，他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来北京给他找学校，他被老师劝退了。老师的理由是，他不听话，学习不好，也经常不写作业，管不了他。学校明文规定不准带手机，但他带头在寝室里玩游戏，犯了规。
他的爸爸现在正焦头烂额地找学校。他给了柏亮三个选择：要么回到北京上初中，但他非常不甘心，当时能够回老家上学非常不容易，找了好多层关系。另一个，就是在县城的一个镇里，找个关系送进镇上的初中。还有，由于柏亮当时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学籍是挂靠在河南固始县的一所学校，他现在也想把孩子送到固始县去上学。
▲ 2019年非北京市户籍小学入学流程。“2017年10月起，为巩固义务教育，北京市教委重点监测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群体，完善学籍接转追踪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 新公民计划
我当时听到这个就蒙了。我问他，您知不知道固始县在哪里？他说知道，就在距他家500公里的地方。我心想，好歹还知道。那个地方，他爸爸从来都没去过，就决定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固始。我又问，那他放假怎么办呢？他爸说，想办法呗，把孩子丢在老师家或者住学校。
我还震惊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怎么有权力劝退一个孩子？
我让他先关注孩子的心理。因为被学校退学后，孩子出现任何问题，任何反常的事，一点儿都不出乎意料的……这个环境真的是要把人逼死。
不过，正当我们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件事很戏剧性地作罢了。因为我特地去查了他挂靠学籍的那个学校，原来人家那里根本没初中，这条路也堵了。
柏亮一直处于被安排的状态。在情感表达和交流中，他从来没有对父亲的提议表达过异议，包括这次回北京。我问他，你一点都不想回来吗？但他对这种问题没有太多表达欲，没有回答。
我问过他一次，愿不愿意回老家。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下个星期我必须自己回去。所以，你会发现，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知的，他的内心从来没有被关照过。
他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得知被退学后，我给他打电话，但关于为什么会被学校退学这种问题，是不太能问的。所以我换了个问法，问他什么时候来北京。
“还不知道，但肯定来。”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来，带多少东西，坐什么车来？“坐火车，东西的话，会把衣服都带过来。”因为，他其实知道自己可能要来北京上学了。
你会发现，在这个回流的过程中，孩子基本被当成了一个问题、包袱、工具，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
在追踪的过程中，我们还非常关注一个部分——父母的意识。
返乡前的一个月，我就开始关注父母对这个变化的看法。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问过一个妈妈。她有两个孩子，女儿是姐姐，儿子是弟弟，也是我追踪的对象。
姐姐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但读到五年级时，她所念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拆了。被拆后，有比较前卫的家长会去区教育局表达意见，让政府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当时，政策还很宽松，区政府很快解决了问题——把孩子派到一个比较近的公立学校。所以五六年级，姐姐是在公立学校上的，并且有北京学籍。当她从北京转回老家时，程序非常简单，很容易就被接收。但现在回流的弟弟完全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我问他的父母，为什么姐姐的学校被拆，政府就开了一个口子？妈妈和爸爸就一直在强调，这是姐姐赶上好时候，运气好。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拆”其实不是主要的，政府愿不愿意接受这些孩子才是主要的。她回答，道理他们都懂，他们明白这种变化，会默默接受。
不过，也有一些敏感的父母，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妈妈。被回流的，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这批父母大约在30多岁。如果和他们聊政策，他们就会吐槽：“凭什么啊， 我们也纳了税的”；“为什么不让人上啊？”……会吐槽这些话。
但是父母年纪越大，越多的态度就是“没办法”——政策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但这些父母其实也不知道那个政策是什么。这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有关。
▲ “流动儿童返乡追踪”中，学生户籍所在地和家庭构成情况。© 新公民计划
这次回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天，我在亮马桥地铁站接他们。我很久没有见他们了，有的两个月，有的超过一年。一些男生长高了，长身体了。从地铁口出来看到我的时候，他们远远地挥手。靠近时，很主动地举起手，和我击掌。以前小学的时候，完全不这样的。
那个瞬间，让我觉得，原来北京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曾经的住所，还是我们这些老师、同学，都是被他们记得的，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
前一段时间，我还和孩子们聊过关于北京印象。我问柏亮，你还想来北京上学吗？他说，我愿意。我马上又问他，将来你工作了，择一个城市定居，你会去哪？
